凡是一个体制，无论是僵化死板的政府部门，还是强调创新的大学和私营企业，都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排斥有才华的人甚至天才的自然倾向。区别在于，大学和私营企业有一种强烈的动机和较广的空间来想办法克制这种排斥才华的倾向。创新的有意识努力和维护体制的自然倾向便处于永恒的冲突之中。同时，体制内占据大多数的平庸之辈和占少数的有才华的人之间也处于永恒的冲突之中。
那么什么人是有才华的人呢？那就是具有较高的创造力和原创力的人。而那具有极好的创造力和原创力的人，我们就把这叫做天才。所以，平庸之辈就是不具有明显的创造力和原创力的人，固守在既有的规则或范式之中，他们的业绩同样可以很好，但一般来说做的不是突破性的工作——换一个人来做往往也是同样的结果。比如，一个优秀的外卖员指的是他某天送了多少单外卖，而不是他创造性地送达了外卖。他们的顾客只想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老老实实地送达了，而不想看到任何创造性的东西。
一个体制要想正常运转，平庸之辈是必须存在的，而且往往要占据成员的大部分。所以，当我提到平庸之辈的时候，不是在贬义上用的，毕竟这就是大多数人的现实（叔本华提出的比例是六分之五）。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在许多体制内出现了占大多数的平庸之辈排挤少数有才华的人的现象。他们不珍惜这些人的存在，反而想方设法要把他们撵走。这种排挤，在某些时候是表面化的（比如办公室政治或者某个部门里的内斗），而在某些时候则是通过体制的欺压来实现的。当然，平庸之辈相互之间的斗争也是家常便饭之事，但是他们的共同敌人就是才华。
为什么平庸之辈会排挤有才华的人呢？有许多现成的解释。规避风险是一个体制的重要考虑，并且这种考虑经常位于创新之上，这就导致体制偏爱平庸之辈而不是有才华的人。体制也具有系统惰性。拥有招聘大权的人也往往偏向跟自己相似的人甚至有人脉关系的人。许多体制只关心短期利益而没有长期考虑。而且平庸之辈也害怕自己的地位被有才华的人威胁。
接下来我们以目前中国的学术界作为例子来进一步分析，因为这是我最熟悉的领域。中国的大学，一方面作为大学，它跟世界上其他大学一样在口头上非常强调智识的创新，所以表面上特别需要有才华的人；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在中国，所以大学受到中国的强大体制性因素（政治方面的和社会文化方面的）的牢牢束缚。所谓“钱学森之问”，也就是中国大学为何培养不出“人才”，其简单的回答就是中国大学的体制性因素过于强大，而这肯定是反才华的。
许多人说，中国大学教师的“非升即走”模式是跟美国大学学来的，那么“非升即走”以及整个学术考核体系，在加入中国的体制性因素后，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呢？那就是平庸之辈的狂欢。大学在招聘和考核的时候既不关心一个人的才华，也不关心这个人的授课能力，只关心这个人的论文产出能力和申请项目的能力，因为只有这些玩意儿才能拉动学校和学科的排名。当然，发论文和申请项目跟许多因素都相关，而且每个人的情况也大相径庭，但一般来说，它跟才华没有什么明显的相关性。因为只是发论文和申项目的话，一个平庸之辈也是可以做得很好的。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水论文”——也就是一个人论文发表多，甚至取得了某些头衔，但是没有什么真正出色的成果。中国大学的学术考核体系，受益者是平庸之辈，尤其是精明的平庸之辈，而不是有才华的人，而且它就是在撵走有才华的人。
由于论文产出和项目申报成为了唯一的标尺，而且各大学用这套标尺虽然平等但却不公平地去衡量平庸之辈和有才华的人，这就使得有才华的人为了能够在体制生存下来便去“水论文”，并且希求在拿到终身教职后再去做自己真正想要完成的重大突破。我把这种策略叫做“先活下来”。类似的说法还有我的一位老师曾经向我转达的一句劝告：“记住！先评教授，再做学问。”
“先活下来”这个说法的巧妙之处在于这个“先”字。这就是说，有才华的人已经意识到在评职称的进程中，他们要遵守体制的游戏规则，暂时放弃自己的创造力。而且还要假定，当自己终于完成了这个进程，再来着手实现自己的创造力。“先活下来”跟平庸之辈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工作的所有内容和目的都是一样的。如果说他们也有“先活下来”的考虑的话，意思大概是评职称期间拼命水论文，拿到职称后就可以轻松一些了。
问题是，有才华的人的“先活下来”的策略可以实现吗？这里有两个基本疑问。
第一个是，有才华的人是否真的擅长“水论文”或搞学术社交？该策略假定，只要有才华的人开始认真“水论文”或者巴结学术期刊编辑和各种“大佬”，那么这个人也会比平庸之辈做得好。这个假定甚至还可以做得更宽泛：但凡任何事情，只要认真做，有才华的人都会比平庸之辈做得好。
然而，这个假定很有可能不成立。许多经验和证据表明，有才华的人和天才在某些平庸之辈擅长的事情上是天生笨拙的，尤其是功利性社交。可以想象，假如爱因斯坦去送外卖的话，他的业绩或许永远无法跟送了几年外卖的人相提并论；而年纪轻轻就破译线形文字B的文特里斯恐怕永远也没法做好那些巴结各种人的功利性的社交，因为他从小就喜欢一个人待着。不仅是不愿意去做，而且的确也做不好。
第二个是，当有才华的人拿到终身教职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已经被体制改变了，变成了平庸之辈的佼佼者，而不是有才华的人？这就像某些女权主义者觉得自己要先进入体制，然后改变体制一样，但结果一般是她们被体制改变了，或者压根没有通过进入体制的考试。
我手头缺乏这类的统计资料，而且人们也很难去做这样的统计。但我认为，假如一个有才华的人真的通过了各种有辱斯文的考核，成功拿到了终身教职，这个过程几乎肯定已经改变了这个人。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告诉我们，哪怕是坐了二十年牢，犯人也不想出监狱了，而且即便被迫出了监狱也会难以适应社会。曾经有才华的人学会了水论文，甚至可能学会了功利性社交，而且发现水论文是如此轻松，功利性社交也不在话下，所以干脆就这样继续做了，而发挥创造力反而是很陌生的。学问的重大突破费时费力，拿自己想研究的东西去申请项目也往往申不下来（因为真正有创造力的研究往往是不受待见的），为什么要去做呢？这个人说不定同时还去做行政职务了，而这几乎肯定意味着被同化。
当然，以上我的两个疑问所指向的，只是大部分的结果，而不是所有结果。肯定也有有才华的人能够在某些程度上突破了体制的障碍，不仅拿到了世俗意义上的职称和身份，而且的确在这一身份的基础上开始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只有在这个时候，“先活下来”的策略才算真正成功了。可是这太难了，因为体制性的因素太强大，它随时都在埋没真正的才华。在我看来，“先活下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有才华的人被迫委身于体制并最终沦为平庸之辈佼佼者的时候对自己良心的自我告慰。我是一个珍惜创造力的人，所以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但也期待着那少数人的破茧而出。他们不仅在完成自身领域的突破历尽艰辛，而且还突破了体制的各种束缚，这的确可说是人性的奇迹。